Posts by Tony X

  转载自  周健工     经历一场大的危机，接下来决定经济走势的，往往是两种力量： 一种是习惯性的恢复，即深跌之后大幅度反弹，例如经历了SARS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都实现了快速反弹。这是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恢复，是恐慌心理平息后回归常态。面包会有的，我们肯定可以活下来，可以度过难关。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一种力量，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条件都变了。我们发现经济与商业的基本面，尤其是我们在危机之前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发生变化；或者我们以为会在很遥远之后才会发生的变化，一下子就变成了现实。无论你是一名消费者还是一位企业家，来不及准备就已经置身其中。不仅供应商停止供货了，而且供应商可能消失了；不仅用户没了，而且原先接触用户的渠道也不灵了。 对于第一种力量，我认为时间和时机最重要。中国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以及经济与市场的完全恢复，仍然取决于全球疫情的演变情况。疫情的震中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疫情正在迎来第三波，中国无法独善其身。 对于第二种力量，即我们原以为不变的东西已经成为新的变量，而且大量新的变量一起涌来，我们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老方法不解决新问题了。所以，信心重建的过程会更加漫长曲折。 无论是街坊的服务连锁店，还是我熟悉的国际大品牌，我不断听到它们的一些分店或者工厂在疫情期间悄悄地关门，然后就不再开启。 疫情期间，关于全球化、关于国家、关于家庭、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这个星球，个体在独处中思考，通过病毒来认识自己。同样，关于商业，我想提醒10个最值得关注的趋势，供企业参考。 人与技术的情感连接 技术融入我们的生活，你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和我的手机，一刻也不能分离。互联网在生活中从一种工具变成一种依赖，而工作中建立人与智能机器的协同关系也更加密切。人与技术建立起更加信任的关系，未来，能虚拟化的尽量虚拟化。 技术从颠覆商业到被商业驯化。以会议软件为例，疫情带来zoom用户量的暴涨，科技巨头也纷纷推出会议软件，PC、移动、会场、企业级、即兴式，裂变出无数细分产品，服务人们在各种场景化的需求。在非洲，科技公司正在推动人人可及的移动支付，及时发放救助资金。疫情加快加深了数字技术的普惠，而技术越来越需要推出人格化的服务，以及技术产品本身变得人格化。 消费的可持续主义 人们对于健康空前关注，从个人健康到家人健康到社区卫生，关注整个环境，关心气候变化，重新认知健康生活方式。消费者会切身感受到人类生存环境的脆弱，在消费中体现可持续主义。 一些新兴的消费主张会出现，它们会关注消费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关注消费品牌对环境的责任，在意适度消费，在意消费过程中减少产生废物和垃圾。 家庭主义的回归 这不仅是因为居家隔离，而且是因为人们在面对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一个社交疏远的世界时，家乡和家庭是安心的寄托。封城期间家庭需要自给自足的功能，重启经济和正常社会生活之后，围绕家庭的消费与服务将会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会是从餐馆转向外卖，转向厨房，从影院转向客厅，家庭设施与环境会升级，周边社区的消费与服务业态会调整。 消费者和用户对于身份的敏感 社会的分层、分群、多元化在线上基本成形，比线下更细分也更鲜明。人们对自己的身份更加敏感，也会在意线上社交圈中朋友和自己的消费展示与态度表达。无论是围绕日记的争论还是前浪后浪的调侃，其背后是对线上身份更加敏感。消费者对于个人隐私也会更加敏感。 灵活的办公方式，新的协同方式，新的组织方式 一些科技巨头已经宣布，在2020年内不考虑让员工回办公室办公。在家办公结合办公室，包括第三空间办公、灵活办公、远程办公将成为常态。这反过来会带动传统的办公室、办公楼、甚至商务楼、园区和中央商务区的新设计与新构建，背后是企业内部及企业与生态伙伴协同合作方式的改变，寻求新的效率边界和创新可能。 企业的组织管理也会发生变化，团队与员工的表现和业绩的衡量，公司的内部管理包括员工的归属感与文化等，都需要创新。 虚拟化接触 商业的活力和机会都来自接触。线上接触会取代很大一部分线下的人流接触。线上的接触方式创新会爆发。最明显表现为会展、研讨、论坛等。所有大型的人群聚集活动都不可能再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特别是人员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将长时间难以恢复。国际性的大型展会受到的影响最大，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种服务会加快向线上转移。 中国广交会改为线上，而阿里巴巴国际的虚拟展会已经成为常态。虚拟化弥补线下，也创造了新的接触，对于整个商务活动和思想交流会带来新的结果与效率提升。 重新定义城市疫情的重灾区在城市，尤其是国际化和大都市。人们对于社交、公共交通、中央商务区、消费等的认识与行为所发生的变化，会影响到城市的功能与规划。而且各个城市的应对会非常不同。 譬如，在伦敦，因为人们不愿意使用公共交通，城市会开辟更多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在北京，人们会更多选择自驾，结果造成更多拥堵。这些都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公共交通应该保障公共健康出行，也需要与智能化的共享出行网络融合。 另外，城市也需要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将在智能出行领域引领一场城市变革，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5G-自动驾驶/电动汽车-智能/绿色/健康出行-物联网/能源体系。 智能制造与工业物联网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也是全球供应链中心。疫情期间供应链的中断，复工的艰难，都会加快智能制造的进程。更高程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能应对供应链冲击，能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工厂成为数字化的最大场景，使用更多的传感器、大数据、智能化的预测、检测、运行、维护技术，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协同，机器与机器之间控制协同、相互学习和决策，这些都会加快发展。 加速变化 冲击会加速商业的变化，在一些行业已经展露无遗，尤其是在服务业。主流教育的线上化几乎一夜之间实现了，疫情期间一些大学教授告诉我，学校要求每位老师加快掌握各种线上教学工具，因为以后线上教学会是常态。 经过疫情，中国一些城市的政府服务的线上化已经世界领先。健康行业、公共卫生管理，今后完全依赖大数据。苹果与谷歌两大操作系统已经合作，打造一个覆盖数十亿用户的国际健康码。 因为外部的挑战，那些变革犹豫或者瞻前顾后的企业，会被时代推着往前走，创新的边界也会不断重新界定。以我最熟悉的媒体行业来看，中国社交与短视频在营销领域的创新启发了全球的一些大品牌，其中有些已经开始调整营销策略。 在内容领域，线下向线上加速转型，如迪士尼停发十万员工工资，但其娱乐节目的线上用户数则在暴增。那些坚持以优质内容探索付费模式的传统媒体，广告收入暴跌，而订阅用户增长迅速。 疫情时代领导力 生存：最优秀的领导力，就像历史上伟大的探险队长和将军一样，在经过一场历经生死的考验之后，能够率领团队活下来，延续企业的使命。 变革：那些优秀的企业领导人，能够结合企业的使命看清新的趋势、新的方向、新的机会，并且果断地发动变革。 组织与协同：优秀的管理者，会及时调整组织的内部与外部协同，把握新出现的创新边界和技术赋能，推出新的产品和创新营销方式。 最后小结： 一切生意都是健康生意，一切公司都是科技公司，一切虚拟的都是现实的。

转载自 北大清华讲座     做一些事，不辜负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太过积极，不要太过热情。自己知道自己该有的热情的尺度。——尼采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的人就住罗马。来源: scientific american 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成功读物都会孜孜不倦地教导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但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经验都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靠谱的结论。最近一组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平凡却幸运的个体，要比有天赋而不幸的个体更加成功。换言之，很多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他们也许并非具有过人的才能，而只是运气特别好罢了。这一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社会机制。   作者 | Scott Barry Kaufman 翻译 | 施怿 编辑 | 王妍琳   想获得成功要具备什么条件？成功人士都有那些秘诀？从《成功》、《福布斯》、《企业家》等杂志的流行程度来看，人们对成功这一话题从不乏热情。一种深层次的假设认为：成功是可以习得的。这一假设基于成功人士身上具备的、促使他们走到今天的那些个性特征，例如天赋、才能、意志力、勤奋、韧性、乐观、成长型思维以及情商。这一假设不仅是这些成功学杂志得以流行的基础，也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进行资源分配的方式。从工作机会到荣誉，再到政府补助，再到公共政策决策，我们都习惯于假设最成功的人也是最能干的，并将资源分配给那些有成功过往的人，而倾向于忽略那些不成功的人。   但这一假设正确吗？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能预测成就和创造力的心理特征。虽然我已经发现，有一些心理特征（例如：激情、毅力、想象力、求知欲和开放性）确实能很好地解释成功之间的差异，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有多少差异是这些特征无法解释的。   近几年里，有不少研究和书籍都认为，在包括金融交易、商业、体育、艺术、音乐、文学和科学在内的多个领域中，运气和机会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重要。他们的观点是：虽然天赋也很重要，但数据表明，在试图找出成功的决定因素时，如果我们只专注于个人特征，那么就会错过成功图景中真正重要的一片拼图。   以下是一些新发现： 全世界人民的收入差异有一半可以由他们所在的居住国和该国的收入分配差异来解释；   科研成果的影响力是随机分布的，在科研生涯中，仅高生产力这一个因素对高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   能否成为CEO会受到你叫什么名字或出生在几月的影响，在六月或七月出生的CEO比其他月份要少得多；   姓氏首字母在字母表中更靠前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最高部门的职位，有中间名缩写的人更容易在智力和成就方面获得更多的正面评价；   名字更易拼写的人比名字难拼写的人更容易获得肯定；   女性姓名听起来更阳刚，则更易在法律职业生涯中获得成功。   运气这一隐藏维度的重要性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社会中那些成功人士取得了成就，仅仅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吗？这一假设哪怕只是部分正确，都将对我们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帮助富人和成功人士更有效地回报社会。   为了试图阐明这一重大问题，意大利物理学家Allesandro Pluchino、Andrea Raspisarda和意大利经济学家Alessio Biondo组成研究小组，第一次尝试量化运气和天赋对成功的影响。在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中，他们提醒那些“天真的精英”，人们低估了随机因素的作用，而实际上并没有把荣誉和奖励赋予最有能力的人。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提出了“玩具数学模型”，模拟了一群人在40年的工作生涯中（从20岁到60岁）职业的发展变化。 模拟初始化设定图（N=1000） 图片来源：Pluchino,Biondo, & Rapisarda 2018   意大利研究者们设定了大量“天赋”水平不同的假设个体（“代号1”至“代号1000”），将这些个体置于一个正方形的世界中，让他们在其中经历他们的整个工作生涯。他们将“天赋”定义为让一个人能够抓住机遇的任何一组个性特征。天赋可以包括智力、技能、动机、决心、创造性思维、情商等等。这里的关键在于，更有天赋的人会更倾向于从各种机会中找出最适合他们的那一个。…

转载自  清和社长 智本社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2020年5月11日，中国央行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截止到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209.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1%；狭义货币（M1）余额57.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这两个数据创近几年新高。 同时，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7万亿元，同比多增6818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2万亿元。 另，中国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删掉了“不搞‘大水漫灌’”，新增“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 美联储的扩表力度要比中国央行更大。自疫情大流行、股灾爆发以来，美联储启动“零利率+无限QE”的救灾模式。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在2月27日为4.21万亿美元，仅六周后的4月8日扩张到6.13万亿美元，五月初这一数据达6.77万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相当于去年GDP的31.59%。 疫情世界大流行后，全球央行开启了新一轮的特殊的宽松周期。必要的财政扩张（非货币扩张），发放失业金及救援金，有利于民众度过这次灾难。 不过，很多人担心：大规模的货币冲击会带来什么后果？房价是否还会上涨？美元或人民币是否贬值？ 本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探讨中美两国的货币信用、国家信用及潜在危机。 本文逻辑： 一、美元扩张的底层逻辑 二、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 三、刚性泡沫的底层逻辑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可先阅读再分享） 01 美元扩张的底层逻辑 疫情，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灾。这场大雪灾刺破了全球资产泡沫，引发了一系列次生灾害，大大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打断了市场的正常预期。 当前，经济最大的挑战不是消费不足、供给受挫、国际贸易中断，而是全球市场预期混乱。人们不知疫情何时结束，市场何时恢复，投资与消费都颇为谨慎；同时担心，当前全球央行大规模的印钞，可能滋生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危机。 如何做好预期管理，是决策者、企业家及投资者所面临的挑战。 有人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有人担心美国爆发债务危机。其实，真正的泡沫是货币泡沫，真正的危机是央行资产负债表危机。 货币的信用等同于国家信用，若货币崩盘了，这个国家的信用便坍塌。货币崩盘意味着这个国家所有的以本币计价的资产，如土地、房产、债券、股票等都坍缩了。比如，委内瑞拉爆发了恶性通胀，货币沦为废纸，国家信用破产。 货币超发引发的房地产、股票、债券等泡沫，根本上是货币泡沫，即资产负债表扩张引发的货币信用危机。 资产负债表危机其实是货币背后的抵押资产出了问题——资产不足、缩水及价值恶化。 怎么理解？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不存在抵押资产，货币信用就是黄金本身的资产。古代君王往往削减货币尺寸或添加贱金属以洗劫财富。 在金本位时代，货币的抵押资产是黄金。要发行一块钱基础货币，就必须向央行存入一定比例的黄金。货币与黄金之间是固定比例关系，这叫黄金标准。货币与黄金之间可以自由兑换，这叫刚性兑付。 这是英格兰银行时代确定下来的发行规则。1844年的英国《皮尔条例》规定： “英格兰发行部可以用持有的1400万英镑证券以及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发行等额银行券。其中用证券做准备的发行最高限额为1400万英镑。超过此限额要用金银做准备，其中白银做准备的发行不得超过25%。 任何人都可以按3英镑17先令9便士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向发行部兑换黄金。”（《英格兰银行》，丹·科纳汉） 此后，按照刚性兑付、黄金标准发行金本位货币，为各国央行所效仿。 一战期间，忙于战事的欧洲各国将黄金标准委托给了美联储，后者居然打破了黄金标准。二战后，美国主导了新的货币秩序，建立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个体系本质上是金本位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各国政府（个人不可以）可用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 金本位比拼的是绝对实力，即黄金储备。二战后，美国在巅峰时期拥有246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占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黄金总储备的73.4%。这是美元信用的基础。 不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致命的特里芬难题。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外贸赤字扩大，欧洲国家从美联储兑换走大量黄金，美元因黄金储备不足难以维持与黄金的固定比价。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向外国政府兑换黄金。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引发了美元危机，美国国家信用遭遇冲击。 所以，货币印发太多，而背后的抵押资产不足或资产信用不足，容易引发货币信用危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进入浮动汇率和信用货币时代。信用货币怎么玩？如何维持货币信用？ 当时，很多国家搞不懂，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恢复到金本位时代。1983年后，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泥潭开始复苏，美元走强。 这时，美元探索了一条信用货币的发行方式。信用货币同样以抵押资产来发行，但以虚拟资产（证券）为主。与金本位货币相比，信用货币不能刚性兑付抵押资产，同时货币与资产的价格不是固定的。 80年代开始，美联储逐渐减少了黄金资产。增加了哪些储备资产？美国国债。 国债意味着国家信用，通常是一种稳定的资产。美元以美国国债为储备资产发行，相当于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如果稳定的国债越多，美联储扩张美元的能力就越强。所以，从美联储的角度来看，它倾向于支持美国国债扩张。 还有一项资产值得注意，即房地产抵押债券。住房抵押债券兴起于60年代末，进入21世纪后极度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达8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在住房抵押债券基础上，催生了天量的金融衍生品。 这时，房地产抵押债券虽然还不是美联储的主要资产，却成为了美国金融大厦的基石。 2007年，房地产抵押债券出了问题。“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鼓励普通家庭购房，美联储连续下调利率，催生了大量的住房次级贷款。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和投资银行手上有大规模的住房抵押债券，其中不少是有毒资产。 为了挽救这场危机，美联储实施了量化宽松。什么叫量化宽松？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印刷美元，从金融市场上收购美国国债和住房抵押债券，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反过来说，美联储以国债和住房抵押债券为抵押资产，大规模发行美元。 图：美联储的资产结构变化，来源：美联储，智本社 在本轮宽松周期中，美联储实施了4轮量化宽松。2008年11月开启的第一轮量化宽松，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住房抵押债券，购买了5000亿国债。 此后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减少了抵押债券的采购，将采购计划转向国债，合计规模达万亿级别。目的一是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二是优化美联储的资产。 2014年末，美联储的资产规模达峰值，超过4.5万亿美元，接近金融危机时的四倍；相当于美国经济年产出的25%左右，而危机前的比率为6%左右。 此后，美联储逐渐缩表，到2019年2月削减了5470亿美元，资产规模降到3.969万亿美元。其中，国债资产削减了2900亿美元，至2.175万亿美元；住房抵押债券削减了1630亿美元，至1.608万亿美元。 金融危机后，房地产抵押债券“挟天子以令诸侯”，凭借大而不能倒的优势，成功进入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2019年初，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债占比为54.8%，房地产抵押债券占比40.51%，二者合计达95.31%。…

    闲人愁多，懒人病多，忙人乐多转载自  有书00:0010:52 文 | 心阅阅 · 主播 | 维维 来源 | 卡娃微卡（ID: kawa01）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耐基曾说： “要保持忙碌，它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药。”   闲会让人无病呻吟、懒会让百病缠身，只有忙能治愈身心的苦，只有乐能驱逐人生的悲与痛。   忙碌的生活使人精力充沛，懒散的生活令人无精打采，人生苦短，只有忙碌才能让生命丰盈。 闲人愁多    罗曼罗兰曾说： “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   人若无所事事，就会心生杂念，容易胡思乱想，在患得患失中迷失自己。   我认识的蔡女士，原是单位下属机构的一名负责人。   她在领导岗位时做事利索高效、说话简单明了，整天忙忙碌碌，脸上总是充满自信的微笑。   退居二线之后，处于清闲状态，便开始抱怨生活。   吐槽领导不重视职工福利、责怪年轻人没有责任心，觉得身边的同事对她疏离。   空虚难奈时，她迷上了炒股，且没抗风险能力。   前期投资时她赚了一些，后期再投入时，遇到股市低迷，一路暴跌。   她在银行的贷款、向朋友借的资金都被股市套牢。   于是朋友追债、银行催贷，简直快把她逼疯，她愁得吃不下、睡不着，憔悴得整个人像大病了一场。   好长一段时间，她的精神萎靡不振，她说之前工作最忙时，加班加点地干活也没那么焦虑过。   真是“心闲生余事，人闲生是非”。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句台词很经典： “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一个人若连生存都成问题，哪还有闲钱去投资？   一个人若忙得休息都没时间，哪还有空伤春悲秋？   忧愁多是闲出来的。   闲着的人容易陷入无边的空虚、生出无端的愁绪、做出一些追悔莫及的事。…

转载自 以以的爸爸   中国人总是认为别人欺负自己，很少反省自己；很多时候，国家也一样，跟这个国家过不去，跟那个国家过不去，上上次是跟瑞典，上次是加拿大，然而这两个国家可是世界上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 本文是为旅居加拿大华人所写，仅供参考，不代表本人立场。 我在加拿大生活了不少年，最近一系列的事情让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了加拿大。于是我收到了来自朋友们的各种问题，从如何抵制加拿大，到加拿大为什么这么傻。诸如此类。挨个答复比较麻烦，干脆写一篇文章。 通常我更愿意写科技相关话题，不写社会和历史话题，一方面是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很多东西未必准确，另外一方面，跟科技不同，这类话题难以保证足够客观，必定带有个人视角，从而引起更多争议。所以我尽量保持拿事实和数据说话，少发表个人看法，但是个人看法必然无法避免，所以还请批判阅读。以上是正文开始之前的一点点声明。       除了加拿大鹅还有什么能抵制吗？ 按照中国最近这些年流行的做法，对一个国家不爽的时候，就在商业上抵制他，不让你赚钱，看你服不服。轮到加拿大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市场上找不到什么加拿大产品可以抵制。于是加拿大鹅不幸成了第一目标，但实际上加拿大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喜欢加拿大鹅，因为使用捕兽夹捕捉郊狼被认为非常残忍，加拿大人抵制加拿大鹅一直比亚洲人民激烈的多…所以抵制加拿大鹅，可能甚至会收到大量加拿大人的感谢。那么除去加拿大鹅，为什么找不到加拿大产品可以抵制，我们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吗？我们是金主爸爸对不对？ 一张图就能解答这个疑问。   图所示，中国确实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总额只占加拿大贸易总额的4.3%，第一名的美国，占76%。第三大贸易伙伴的英国，和中国没差多少，第四名日本和第五名墨西哥，加起来也跟中国没差多少。再考虑到加拿大-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早已生效，欧盟做为一个整体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数额是加拿大-中国贸易的1.5倍左右。如果比较贸易增速，中加贸易这一两年增速不错，但是增速比不上欧盟，比不上墨西哥，甚至还比不上韩国。 更神奇的事情还在后面，看下图： 这是中方公布的贸易数字，中方和加拿大统计方法不同，最终导致数额有一定区别，前面列的是经过调整的结果，这个是中方公布的未调整结果（即中方认为进出口平衡性更好的统计方法），虽然看着比例大了一些（距离和美国仍然是零头），但即使按照中国的统计，加拿大购买中国的东西远远多于加拿大卖给中国的东西，在中国统计下，加拿大向中国出口236亿加元，加拿大从中国进口708.9亿加元，加方贸易逆差高达472.9亿加元（353.35亿美元） 同样用中方统计数字，据中方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为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美贸易历史最高点，已经到了川普痛骂中共占便宜，引发贸易战的地步。 但是按照贸易比例一比，美国承受的对中国贸易不平衡比加拿大还好了一些。从加拿大的视角看，中国是加拿大贸易伙伴中加方逆差最大的，在加拿大这也是多年来的重大社会议题。光说数字可能还感受不到有多大，我们换一个对比方法，中国是加拿大第一逆差国，从第二名开始后面10个国家加起来总数都没一个中国造成的逆差大。 对此，加拿大唯一做的事情是总理数次到访中国，希望能开始谈判中加贸易协定。理论上川普对中方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事，加拿大都有资格说，有资格做，甚至单从利益角度考虑，应该一开始就加入美国对中方的关税战才符合加拿大利益。 如果在细致看贸易数字，加拿大出口给中国的，主要是木浆，油料作物，基本上都是粗加工产品，跟普通人完全没关系。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东西，第一大是电脑设备，第二大通信设备，其他的都是服装玩具之类的。电脑设备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通信设备中华为占了不小的比例，加拿大和华为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个也放在后面说。简单概括就是，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难以替代，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替代很容易。这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状况，无论是“我不买你的东西穷死你们”，还是“我不卖你东西饿死你们”这两种中国网民常见的逻辑，对于加拿大都不适用。   按照中国人民最喜欢的金主爸爸教你做人的路数，加拿大才是真的金主爸爸。 只不过这个金主爸爸脾气比较好，你占了它的便宜还骂他，但是他不会用一样的方式回骂你。   抵制加拿大产品很难的原因大家已经知道了，要抵制一个贸易结构如此特别的金主爸爸确实不容易。至于加拿大鹅，那点份额进不了贸易统计排行榜的。 加中贸易能到这个比例，已经是现在是杜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之后的结果了。上一任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对中共可不示弱，哈珀总理甚至抵制了2008北京奥运会，不参加APEC，不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就是一切在中国召开的重大活动哈珀一概不参加，哈珀的保守党政府统治的12年，对中共的抵制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那个时候中共反而没有跟今天一样铺天盖地的批评加拿大，难怪杜鲁多总理的政治对手，哈珀的继任者，保守党党魁希尔这几天在媒体上大骂杜鲁多无能，说杜鲁多对中共的美好而幼稚的幻想应该破灭了，杜鲁多的主要错误就是对中共太软弱了。 如果谈到两国关系更长远的历史，尴尬的事情就更多了。加拿大是第一个向中国开放市场的西方国家，在那个西方对中国禁运的大背景下，这个做法有点类似今天的中东国家的“石油换食品”协议。但当时中国可没有石油，准确说没有任何值得出口加拿大的东西，加方只能开放了自己受保护的纺织品市场一部分份额给中国，这还引发了安省魁省两大省的国内抗议。加拿大帮中国挑选货品，解决了一堆各种政策问题，最终让中国得以开始和西方世界做贸易。 这段历史，中、美、加各自有自己的版本，对动机和得失描述不太一样，但事实本身没问题。中文能找到的描述是这样：“加拿大政府为了维持双方贸易顺利开展，提出以多边或“三边贸易”的形式，帮助中国扩大出口，平衡小麦贸易形成的逆差。具体地说，加拿大将建议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与自己关系较好的拉美和东亚国家，购买中国的工农业产品。就这样，中、加贸易的恢复，为打开东南亚和拉美市场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看来，加拿大不仅是中国外贸的恩人，还是师傅。 而今天我们竟然到了要跟这样一个国家打贸易战，抵制其产品的地步。于情于理都很难说的过去，更别说现在加拿大现在还承受贸易逆差，打也不可能打的过。 在这些数据和历史的对之下，用贸易惩罚加拿大这个想法，显得忘恩负义又狂妄自大。 如何才能抵制加拿大产品？你只有先跟他做朋友，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至少先解决中加贸易逆差问题，之后才能有的抵制啊…         写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读者会发现自己对加拿大完全不了解。这不奇怪，很多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移民也对加拿大并不了解。这种不了解一方面是中文信息的劣质，另外一方面也是加拿大刻意保持低调的结果。 中国人往往认为加拿大是个跟美国差不多，但只是美国的附庸国家。但实际上这是严重的误解。加拿大和美国地理位置接近使得双方必然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加拿大和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150年前加拿大成为一个国家，其重要动机就是北美大陆北方居民们决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来抵抗美国的入侵。在美国成立的200年里历史里，美加政治周期还经常相逆，结果是美加两国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和特别好的时候比例差不多。 加拿大在整个世界上看都算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的特殊在于，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加拿大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抛弃意识形态，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 加拿大人经常会说“坚持加拿大价值观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加拿大价值观呢？具体一点说底线大概只有三条： 法律高于一切 人权高于一切 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体系 那么2和1放在一起的时候哪个更高？答案是：2是写在1里面的。如果你读过各国宪法，大概会发现加拿大宪法的特殊之处。通常宪法第一部分是国家和法律架构，但加拿大宪法的第一部分，是《权利和自由宪章》。国家架构都要往后放。历年来各种民意调查结果也是如此，加拿大人最自豪的东西，第一名永远是《权利和自由宪章》。 法律高于一切就是说所有人必须依法办事，加拿大法律需要议会完成立法，通常带有细致的执行细则。比如司法部长职责上是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按照引渡法被引渡，实际上这个自由裁量权一样在法律制约之下，引渡法明确指出了决定不引渡的原因是那些情况几条。如果司法部长说“因为国家利益，所以我决定不引渡”这大概就有违法嫌疑了。加拿大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真正尊重国际法的国家，国际法和司法协议，在加拿大一定会被彻底执行。 2008年的哈桑·迪亚布引渡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哈桑·迪亚布是加拿大公民，被法国政府要求引渡，官司打了几年，法官甚至公开表示“法国政府提供的证据很弱，基本不可能定罪”，但是按照引渡法，加拿大法官不能考虑证据本身，只能考虑引渡条件是否达到。很不幸，引渡条件完全符合，于是迪亚布被引渡到法国。法国政府把人关了3年，最后也觉得证据不足，于是并没有起诉他，在今年1月份干脆直接撤案把人放回了加拿大。 这个案子在加拿大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映，人们质疑引渡法是否合理，是否引渡条件过度宽松。但是法律即使有缺陷也是法律，它还是得被执行，直到国会投票修改法律之前，有缺陷的法律仍然高于一切的。对于其他国家可能很难理解加拿大为什么这么做，如此认真执行法律看起来有点犯傻，而且经常吃亏。但是从加拿大人的角度看，就会觉得这种行为非常合理。什么是加拿大最大的利益？就是长期稳定保持和所有国家的正常关系。做到这一点的路径就是坚守加拿大价值。个别案例确实会导致利益受损，但放在一个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中看，所有人都会愿意和一个底线清晰，非常和平，没有威胁的国家做朋友，这就是加拿大的长期最大利益。  英语世界有个说法是：如果你跟加拿大做不成朋友，大概就和谁都做不成朋友了。加拿大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别人，也没有想在其他国家树立“加式民主”样板。 加拿大对其他国家的要求无非是“希望你理解我们尊重人权的立场”，加拿大认为世界总是会慢慢发展的，我只要把自己做成一个足够好的样本就行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加拿大是第一批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这些行为使很多人认为加拿大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总是站在各种国际组织后面，显得存在感很弱。但现实中的加拿大，是世界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只有3000多万的人口，GDP总量长期保持在全球前10名，是GDP前10名国家中人口最少的一个。和澳洲新西兰以资源和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不同，加拿大除了有大量资源，还有完整工业体系，能造高铁，地铁（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中很大一部分使用的是加拿大庞巴迪技术）核电站，各种重工业一应俱全，并且是世界第三大飞机制造国，第四大汽车制造国。不仅传统重工业，就算AI之类的新鲜东西，加拿大一样是最强的国家之一，引领这一波AI热潮的深度学习，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起源自加拿大的技术。 同时加拿大几乎是一切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甚至是创始成员，加拿大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北约创始成员，G7，北极理事会，五眼联盟…。这不是炫耀它的地位，而是解释前面说的3，只参加多边行动。二战之后，加拿大决定改变军事策略，加拿大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创始者，因为加拿大反对单边军事行动。加拿大甚至考虑过直接退出北约，不过最后还是留下了。但从那之后，加拿大开始努力削减军力。二战之后加拿大有世界第三大海军和第四大空军，但是之后几十年连续裁军，连本来拥有的航空母舰都放弃了，只专心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加拿大没有主动挑起过战争，却参加了这100多年来所有人类重要的战争，尽管每一次都不是为自己作战。…

  转载自 石玲玲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石玲玲 马家进 王孟嫫 范城恺   导读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金融危机层出不穷，并催生经济思想和公共政策的不断变革。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一度导致美国流动性危机爆发，全球经济深度衰退，QE、零利率、MMT、新基建等引发热议。本文从五大维度分析框架探讨全球六次金融大危机，旨在系统研究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演变机制及应对方式。 摘要 在《全球六次金融大危机：起源、导火索、传导机制、影响及应对》上篇中，我们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研究了20世纪末至今三次大危机。下篇，我们将分析20世纪全球三次危机，剖析危机的应对方式。 我们从五大维度框架分析全球六次金融大危机。本文为下篇，主要分析20世纪全球三次危机。4）20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危机前日本金融自由化加速、货币宽松，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随后政策紧缩，股价房价暴跌。危机未能及时处置，资产负债表持续衰退，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5）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危机前拉美国家外债大幅攀升，随着美联储加息、国际贸易恶化，拉美国家偿债能力削弱，资本流出，货币大幅贬值，债务危机爆发，陷入“失去的十年”。6）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生产过剩、货币宽松、监管缺失，为大萧条埋下隐患。随后泡沫破裂，并通过金本位、贸易战和银行业倒闭潮升级至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历史长河中，为应对危机，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诞生或复兴、革命与反革命，争论的核心在于政府是否干预市场、以何种手段干预。1）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马克思反对自由放任，分别主张积极财政货币政策扩大需求、调节收入分配。2）20世纪70年代“滞涨”时期，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新自由主义兴起，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回归古典主义。3）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反思自由放任，新凯恩斯主义复兴，伯南克领导美联储实施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MMT理论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分别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干预手段发挥到了极致。 人类社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诞生了宏观经济学，虽然在一些问题上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但经过各国政府的长期丰富实践和经济学家的高智商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广泛共识：1）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不能走极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原教旨主义都是错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完全不作为对市场自由放任，或者政府过度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风险。2）历次危机的实践证明，及时的政策应对可以有效切断传导链条，阻断危机蔓延深化，而一味的自由放任将延长危机持续时间、加深破坏程度。3）货币政策对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效果明显，但对于刺激需求就像“推绳子”效果有限，而财政政策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就像“拉绳子”，效果更为明显。正确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先通过货币政策放松缓解流动性危机，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走出衰退。“罗斯福新政”时期先放弃金本位、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缓解流动性危机，然后通过“复兴计划”扩大财政支出，成功推动经济复苏。4）无论货币还是财政政策，都会增加债务或增加货币发行，关键看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带来未来的收入，这是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的核心。纯粹通过货币超发刺激消费不会有资本形成，反而会形成债务悬空，而有效投资则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配合扩大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尤其基础设施投资比单纯刺激消费效果更好。5）新基建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当前的中国和以前的美国都是超前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6）新基建经济学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一次思想革命，人类社会认知的一大进步，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参考：2020年2月《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3月《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等）。  

  转载自 石玲玲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石玲玲 马家进 王孟嫫 范城恺   导读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金融危机层出不穷，并催生经济思想和公共政策的不断变革。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一度导致美国流动性危机爆发，全球经济深度衰退，QE、零利率、MMT、新基建等引发热议。本文从五大维度分析框架探讨全球六次金融大危机，旨在系统研究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演变机制及应对方式。 摘要 在《全球六次金融大危机：起源、导火索、传导机制、影响及应对》上篇中，我们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内在逻辑，研究了20世纪末至今三次大危机。下篇，我们将分析20世纪全球三次危机，剖析危机的应对方式。 我们从五大维度框架分析全球六次金融大危机。本文为下篇，主要分析20世纪全球三次危机。4）20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危机前日本金融自由化加速、货币宽松，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随后政策紧缩，股价房价暴跌。危机未能及时处置，资产负债表持续衰退，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5）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危机前拉美国家外债大幅攀升，随着美联储加息、国际贸易恶化，拉美国家偿债能力削弱，资本流出，货币大幅贬值，债务危机爆发，陷入“失去的十年”。6）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生产过剩、货币宽松、监管缺失，为大萧条埋下隐患。随后泡沫破裂，并通过金本位、贸易战和银行业倒闭潮升级至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历史长河中，为应对危机，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诞生或复兴、革命与反革命，争论的核心在于政府是否干预市场、以何种手段干预。1）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马克思反对自由放任，分别主张积极财政货币政策扩大需求、调节收入分配。2）20世纪70年代“滞涨”时期，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新自由主义兴起，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回归古典主义。3）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反思自由放任，新凯恩斯主义复兴，伯南克领导美联储实施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MMT理论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分别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干预手段发挥到了极致。 人类社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诞生了宏观经济学，虽然在一些问题上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但经过各国政府的长期丰富实践和经济学家的高智商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广泛共识：1）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不能走极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原教旨主义都是错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完全不作为对市场自由放任，或者政府过度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风险。2）历次危机的实践证明，及时的政策应对可以有效切断传导链条，阻断危机蔓延深化，而一味的自由放任将延长危机持续时间、加深破坏程度。3）货币政策对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效果明显，但对于刺激需求就像“推绳子”效果有限，而财政政策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就像“拉绳子”，效果更为明显。正确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先通过货币政策放松缓解流动性危机，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走出衰退。“罗斯福新政”时期先放弃金本位、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缓解流动性危机，然后通过“复兴计划”扩大财政支出，成功推动经济复苏。4）无论货币还是财政政策，都会增加债务或增加货币发行，关键看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带来未来的收入，这是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的核心。纯粹通过货币超发刺激消费不会有资本形成，反而会形成债务悬空，而有效投资则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配合扩大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尤其基础设施投资比单纯刺激消费效果更好。5）新基建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当前的中国和以前的美国都是超前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6）新基建经济学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一次思想革命，人类社会认知的一大进步，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参考：2020年2月《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3月《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