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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基金报记者 房佩燕 赵婷   刚刚！高毅又火了！   近日，高毅最新推出的FOF产品在兴业银行首发即受投资者追捧，一举卖出20亿。据悉，这只FOF汇聚邓晓峰、冯柳等6大明星投资经理，这意味着，100万即可“一网打尽”高毅资产全明星投资经理产品。    与此同时，随着一季报的披露，高毅各大明星基金经理及其它私募巨头的持仓也逐步浮出水面。就此，记者统计了包括淡水泉、景林资产、高毅资产以及高瓴资本（和它旗下的礼仁投资）的最新持仓，供大家参考。   汇聚邓晓峰、冯柳等6大投资经理   高毅FOF产品首发爆卖20亿   市场震荡，头部私募的发行依然火爆，记者从渠道获悉，高毅资产最新推出的FOF产品“高毅精选FOF”刚刚在兴业银行结束募集，首发规模20.43亿元。   据了解，这只产品投资于高毅资产旗下的优质基金产品，是一只内部FOF，汇聚了高毅资产的6大明星投资经理，6大投资经理风格各异，通过FOF可以有效的降低组合回撤和波动率。   产品门槛为100万，内部FOF也避免了双重收费的问题，产品一次性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降低了产品费率，释放收益空间。   高毅精选FOF的基金经理是韩海峰，现任高毅资产董事总经理、投资经理、研究总监、总裁助理。通过对底层投资经理投资风格、市场周期的判断、不同标的风险特征以及全球市场环境等因素，对产品的配置比例进行动态调整。   100万即可“一网打尽”高毅资产的全明星投资经理产品，投资者的认购情绪颇为高涨。   “如果高毅6个投资经理的产品要配齐的话，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FOF产品则是100万起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做了很多投资者教育，从总行投研到客户经理，传导给客户做资产配置的思路，沟通比较详尽。从认购情况来看，高净值客户的购买金额占比很高，从私行维度看，购买数量低，单个客户认购的总金额占比高。”兴业银行渠道人士表示。   兴业银行人士表示，从产品开启预约，客户便表现踊跃，很多有实力的高净值客户在产品预售期间就把资金准备好了，“很多客户都是追着买，我们希望把好产品给到高净值核心客户，通过高毅这只产品的销量也可以看出来，都是超大客户在配置。”   据了解，兴业银行是高毅精选FOF的首发渠道，到5月初还有其他渠道继续开售该只产品。   高毅资产 四大基金经理近200亿持仓大曝光   高毅资产旗下共有6名基金经理，邱国鹭、邓晓峰、卓利伟、孙庆瑞、冯柳、王世宏。   最新数据显示，6名基金经理中，有四名基金经理的的持仓数据曝光。   冯柳：持仓超150亿 25亿抄底伊利股份   高毅资产的冯柳，一季度做出了较大的调仓换股。   截至4月29日未披露完全的一季报显示，冯柳执掌的邻山1号已出现在 25 只股票的十大股东之中，期末参考市值合计为 125.55 亿元。   加上世纪华通的37.05亿元（按3亿股、3月31日收盘价12.35计算），则目前公告能见的持股已超过160亿元。   而据记者从基金销售渠道了解的情况，截至一季度末，冯柳执掌的邻山1号的规模可能超过200亿。渠道消息显示，邻山1号近来一直处于开放状态，并且每个月限制申购总额，规模处在持续稳定上升状态。   具体来看，冯柳在一季度的时候新进增持21家企业，   其中，斥资25亿元抄底了伊利股份。一季度在疫情的冲击下，伊利股份一度从33.65元每股跌至26.89元每股，而冯柳在一季度新进8500万股。…

转载自  房佩燕 赵婷 中国基金报 转载自  中国基金报   中国基金报记者 房佩燕 赵婷 刚刚！高毅又火了！ 近日，高毅最新推出的FOF产品在兴业银行首发即受投资者追捧，一举卖出20亿。据悉，这只FOF汇聚邓晓峰、冯柳等6大明星投资经理，这意味着，100万即可“一网打尽”高毅资产全明星投资经理产品。 与此同时，随着一季报的披露，高毅各大明星基金经理及其它私募巨头的持仓也逐步浮出水面。就此，记者统计了包括淡水泉、景林资产、高毅资产以及高瓴资本（和它旗下的礼仁投资）的最新持仓，供大家参考。 汇聚邓晓峰、冯柳等6大投资经理  高毅FOF产品首发爆卖20亿 市场震荡，头部私募的发行依然火爆，记者从渠道获悉，高毅资产最新推出的FOF产品“高毅精选FOF”刚刚在兴业银行结束募集，首发规模20.43亿元。 据了解，这只产品投资于高毅资产旗下的优质基金产品，是一只内部FOF，汇聚了高毅资产的6大明星投资经理，6大投资经理风格各异，通过FOF可以有效的降低组合回撤和波动率。 产品门槛为100万，内部FOF也避免了双重收费的问题，产品一次性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降低了产品费率，释放收益空间。 高毅精选FOF的基金经理是韩海峰，现任高毅资产董事总经理、投资经理、研究总监、总裁助理。通过对底层投资经理投资风格、市场周期的判断、不同标的风险特征以及全球市场环境等因素，对产品的配置比例进行动态调整。 100万即可“一网打尽”高毅资产的全明星投资经理产品，投资者的认购情绪颇为高涨。 “如果高毅6个投资经理的产品要配齐的话，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FOF产品则是100万起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做了很多投资者教育，从总行投研到客户经理，传导给客户做资产配置的思路，沟通比较详尽。从认购情况来看，高净值客户的购买金额占比很高，从私行维度看，购买数量低，单个客户认购的总金额占比高。”兴业银行渠道人士表示。 兴业银行人士表示，从产品开启预约，客户便表现踊跃，很多有实力的高净值客户在产品预售期间就把资金准备好了，“很多客户都是追着买，我们希望把好产品给到高净值核心客户，通过高毅这只产品的销量也可以看出来，都是超大客户在配置。” 据了解，兴业银行是高毅精选FOF的首发渠道，到5月初还有其他渠道继续开售该只产品。 高毅资产四大基金经理近200亿持仓大曝光 高毅资产旗下共有6名基金经理，邱国鹭、邓晓峰、卓利伟、孙庆瑞、冯柳、王世宏。 最新数据显示，6名基金经理中，有四名基金经理的的持仓数据曝光。 冯柳：持仓超150亿25亿抄底伊利股份 高毅资产的冯柳，一季度做出了较大的调仓换股。 截至4月29日未披露完全的一季报显示，冯柳执掌的邻山1号已出现在 25 只股票的十大股东之中，期末参考市值合计为 125.55 亿元。 加上世纪华通的37.05亿元（按3亿股、3月31日收盘价12.35计算），则目前公告能见的持股已超过160亿元。 而据记者从基金销售渠道了解的情况，截至一季度末，冯柳执掌的邻山1号的规模可能超过200亿。渠道消息显示，邻山1号近来一直处于开放状态，并且每个月限制申购总额，规模处在持续稳定上升状态。 具体来看，冯柳在一季度的时候新进增持21家企业， 其中，斥资25亿元抄底了伊利股份。一季度在疫情的冲击下，伊利股份一度从33.65元每股跌至26.89元每股，而冯柳在一季度新进8500万股。 而最新数据显示，相较于其它乳企，伊利股份一季度营业收入为205.4亿元，同比减少约11%，净利润11.4亿元，同比下滑了约五成，整体好于预期。 截至记者发稿，伊利股份的最新股价为29.03元每股。   此外，一季度冯柳还新进完美世界，持有市值10.22亿元；新进广汇汽车、中航机电、博雅生物、回天新材以及天山股份，分别新进持有市值6.92亿元、4.43亿元、3.46亿元、2.26亿元、2.05亿元。保隆科技、广信股份、厦门象屿、楚江新材、洪城水业、深粮控股、东珠生态、宗申动力等个股也受到冯柳的青睐，新进买入。 据记者从基金销售渠道了解的情况，截至一季度末，冯柳执掌的邻山1号的规模可能超过200亿。渠道消息显示，邻山1号近来一直处于开放状态，并且每个月限制申购总额，规模处在持续稳定上升状态。 此外，此前冯柳因持仓近40亿世纪华通颇受关注。记者根据公开数据计算，冯柳的持仓成本大概为36亿元。一是从定增公告显示，截至3月26日，邻山1号远望基金持有世纪华通3亿股，参与定增获配价格为11.47元；二是大宗交易数据显示，疑似邻山1号远望基金参与的几笔大宗交易集中在1月底2月初不连续的6个交易日，大宗交易一般按市场九折甚至更多交易，因此从高估算当时大宗交易价格为12元左右；因此截至一季度末，参考定增价格并从高估算，邻山一号持有世纪华通的持仓成本应在12元以下。 从高取成本12元/股、3亿股，则邻山1号一季度末在世纪华通的持仓成本可能为36亿元。占其组合比不超过18%甚至更低。 邓晓峰：继续增持紫金矿业 截至一季末，邓晓峰旗下的多只产品则合计持有7家上市公司近30亿元。 其中，大头仍在紫金矿业。去年底，邓晓峰已大幅加仓紫金矿业超5亿股，而在一季度，邓晓峰继续加仓超4700万股，至此，邓晓峰已持有紫金矿业超5800万股，市值超20亿元。 此外，还新进了黔源电力和特宝生物，加仓迈克生物。 卓利伟：新进扬农化工 卓利伟则新进226.71万股的扬农化工，持有市值1.53亿元。 孙庆瑞：新进密尔克卫 孙庆瑞则新进66万股的密尔克卫，持有市值0.33亿元。 平台型私募如何“共同研究 独立投资”？ 资料显示，高毅资产成立于2013年，平台型私募的典型代表，旗下共有6名基金经理，邱国鹭、邓晓峰、卓利伟、孙庆瑞、冯柳、王世宏。邓晓峰任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卓利伟为首席研究官，孙庆瑞、冯柳、王世宏任董事总经理。 6名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和风格也各不相同，邱国鹭、邓晓峰、卓利伟、王世宏、冯柳偏向于价值投资，而孙庆瑞通过对宏观经济和流动性的分析进行自上而下的灵活资产配置。不同的投资经理多样化投资风格构建了多样化的投资体系。   韩海峰介绍，无论是研究、市场销售，还是运营、合规，高毅都去找这个市场上最优秀的人来做，这样基金经理就可以将时间投入到他们所擅长的投资研究中。在研究和投资上，也希望实现1+1>2，大家的观点相互碰撞，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问题，不断地加深对行业和公司的研究和理解。 他表示，更多的研究是为了更少的决策，因为基金经理要在他的能力圈内做决策，要做更少、更有把握的决策，这就要求基金经理进行更深入、更透彻的研究。对研究员，高毅要求看一个公司的时候要看生意的方方面面，研究决定公司或行业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高毅希望能培养出一支专家型的研究团队，依靠研究员的专业能力，不断加深对各个行业和领域的认识。 “我们现在的研究团队中，大概一半都是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资深研究员。同时，我们每年也会做校招，通过内部培养搭建我们的研究梯队。”韩海峰说。 研究工作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成果和投资成果之间的转换。“俗话说‘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研究也是这样，要在正确的地方挖得足够深才会有水。”韩海峰说，这是一个选题的问题，或者时间分配的问题。他们会定期由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共同讨论选题和下一阶段的研究范围，好处是能找到投研共同关心的话题，也就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转换成投资成果。同时，互相讨论还能弥补视角盲点，这是一个共同研究和思考的过程。 淡水泉：新进北大荒、洁美科技 此外，其它私募巨头的持仓也陆续披露。 赵军执掌的淡水泉则2020一季报 共出现在 7 只股票的十大股东之中，期末参考市值合计为16.75亿元。 其中，新进了1910万股北大荒、288万股洁美科技，增持了近400万股濮阳惠成，减持了近346万股的歌尔股份。 高瓴资本：新进凯利泰增持水井坊 张磊执掌的高瓴资本和旗下的新晋百亿私募礼仁投资，则在一季末时出现在6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 其中，高瓴资本新进持有1762万股凯利泰，持有市值达3.62亿元。 凯利泰依旧是高瓴资本近年来一直加码投资的医疗器械行业。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器械科研、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主营业务为椎体成形微创介入手术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用于因骨质疏松导致的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临床微创手术治疗，包括经皮椎体成形(PVP)手术系统和经皮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PKP)手术系统。 而天津礼仁则增持水井坊至452万股。 景林资产：增持大华股份 截至一季末，蒋锦志执掌的景林资产出现在2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其中增持近200万股大华股份只3081万股，持有市值近5亿元，持外仍持有274万股英派斯。  不过，记者在此提醒，上述数据只是私募巨头在一季末的部分重仓股，投资者可从中了解机构的最新投资方向，但切忌轻易“抄作业”，一方面一季报的信息披露存在相当的信息滞后性，即我们所看的持仓并非最新，只是反应了一季度末机构的持仓结果。 另一方面，当前我们所见到的持股信息只是投资中的冰山一角，并非全貌，在既不知道大佬们背后的投资逻辑、也不知道交易成本、更不知道退出时点的前提下，冒失地跟着大佬们“抄作业”，无异于盲人摸象。 最后在当下资本市场瞬息万变的大背景下，机构的持仓不代表没有风险，反而会因为过多投资人追捧，更容易出现高估的现象，投资者则容易为此付出过高的价格。  编辑：吴羽…

      以前人们常说，优秀是一种可以维系下去的习惯； 可当许多人长大、求学、工作，不少优秀的人，却悄悄沦为平庸。 读大学选择最热门的专业，不在意自己想去做什么； 到了工作，则学会了装傻，因为这才是大家说的正确做法……   美国著名作家William Deresiewicz（威廉·德莱塞维茨）进行过一次响彻斯坦福的开学演讲。 短短几十分钟的演讲，他为年轻人揭开了颠覆人生的3个秘密。 1 不要被自己的生活局限 进入某一领域学习、工作，专业性自然十分重要。但如果你的注意力被限制在了领域内，长此以往，你所触及的“世界”都将止步于此。 William Deresiewicz的演讲中，描述了一位兴趣广泛的医学生，一步步成为了人们尊重的专家，却再也没有碰过年轻时爱好的钢琴、曲棍球，也不再和朋友们讨论世界和人生。 以至于让孩子感到无趣：“哎，我爸爸曾经是非常聪明的人，但他现在除了谈论钱和肝脏外再无其他。” 专业化让你成为专家，但有可能会切断你与其他领域以及自身潜能的联系。在你越来越深入地进入这个轨道后，再记得你最初的样子就越发困难了。 三浦公亮（Koryo Miura）是日本天体物理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因为沉迷折纸游戏辞去了教职。    三浦公亮：年轻人，辞职创业请学我   他并非是玩物丧志、亵渎自己的专业才华。   通过对折纸艺术的潜心研究，三浦公亮发现了一种“魔术折法”，可以将一张纸折成原大小的1/25。 想要恢复原状，只需沿单一轴线方向拉伸，整个结构轻易就展开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的“棋盘”，再想收拢时，反向一推即可。   这款被命名为“三浦折叠”的折纸大法，让无数人受益匪浅：三浦公亮将它应用在航天领域，如今飞船上的折叠式太阳能电池板，就多亏了他当年“不走寻常路”的奇思妙想；   后来，这项技术后来还延伸到了柔性锂离子电池设计中，使它具备良好的拉伸、扭曲、弯折性能。 类似这样好奇心驱动的灵感，可能靠的正是一群人的“不务正业”。 涉猎越广泛的人，对待不同事物的包容性可能也就越强。你喜欢单身，他不劝你“非得结婚”，反而跟你聊聊“单身经济”和养老产业；你热衷漫画，他也不觉得“孩子气”，反而跟你探讨动漫文化和社会情感的联系。    不能感同身受，交流才有其意义 / 电影《编舟记》   “边学边输出”的他们，既能丰富自己，了解到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也能把学习到的知识和思维累加到原有的兴趣上。 这就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和问题之间，建立起桥梁，使得沟通、协作都更加顺畅。也许其中一个爱好，足以让你像三浦公亮那样，改写自己的轨迹。  2   忽略前进的方向 也是在变相偷懒 演讲中，William Deresiewicz抛出了灵魂一问：“你为什么来斯坦福？ 你考入医学院，可能是因为它的地位高，人人都羡慕；你选择心脏病学，是因为当心脏病医生的待遇好，你做那些事能给你带来好处，让你的父母感到骄傲，令你的老师感到高兴，也让朋友们羡慕。” “进入”就是能力的证明，“进入”就是胜利，先进入斯坦福，然后是医学院…… 你迈出了这一步，下一步就必然会等着你。 无数人功利性地考虑选择某专业会带给自己什么，却忘记了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爸爸你当时在干嘛？/ 《鸢》   随大流，似乎成了许多年轻人逃不过的宿命，也变成了人们最常做出的选择。…

  转载自  国民观察  （作者：相蓝欣/马国川   近日，著名的国际政治研究专家相蓝欣在接受笔者专访时说：“没有大国之间的基本信任，任何和平机制都难以维持。中美之间冲突的几率必定上升。”相蓝欣是清代汉军镶蓝旗后裔，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而后留学美国。他曾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目前担任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终身教授。在采访中，相蓝欣回应了基辛格博士“这次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预言，分析了中国目前流行的“战狼文化”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提醒国人警惕“棒杀”，更要警惕“捧杀”。 “我去国37年，至今既无洋名，也无外国国籍。除了做学术、搞教学，就是为促进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尽力”，相蓝欣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故事有目共睹，无须渲染。但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虑。”相蓝欣说：“中国和平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从长远来说，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应该是文化和解与文明沟通。” 相蓝欣，曾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目前担任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终身教授。   “大可不必以‘战狼’姿态迎战”   马国川：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思考。基辛格博士在4月初的文章里预言，这次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相蓝欣：我在美国曾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多次与基辛格探讨过中美关系各个层次的问题。基辛格是大战略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的变迁和发展趋势有独到的见解。他这次提出的观点，我基本是同意的。简言之，他最担心的不是机制化的现存国际秩序，而是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缺乏信任的趋势难以逆转。我认为他的这个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他最早的学术著作《重建的世界秩序》，写的是1815年的维也纳公会建立的新的和平机制。虽然主导新国际秩序的不是世界第一强国，而是奥匈帝国，但是这个秩序维持了长达百年。关键因素是该体制设计巧妙，建立在大国均势的基础上，因此大国之间可以相对信任，都有维护这个体系的愿望。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主导基辛格一辈子的大思路。基辛格为中美和解和合作奔走了半个多世纪。从朝鲜战争以后，大国之间也基本无战事。此次抗疫战争中出现了人性的严重扭曲，非理性的大国外交成为新常态。大国之间的“甩锅战”在疫情尚未结束就已经开始。凡尔赛式的“战争责任”话题削弱了抗疫主题，甚至连“赔款”的谬言都上了外交层面。作为大史学家和历史见证人，基辛格不能不痛心疾首。没有大国之间的基本信任，任何和平机制都难以维持。中美之间冲突的几率必定上升。   马国川：确实，现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有一些对中国进行“追责”、甚至要求“赔偿”的声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相蓝欣：从国际法角度看，追责一个主权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国际法上，主权国家有豁免权。中国体制的不透明造成对早期吹哨者的压制，的确耽误了抗疫进程。但是，中国在封城之后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国抗疫战斗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外国领导人寻找替罪羊也是政客的惯用伎俩。我们应当相信国际大多数民众的判断力，不必卷入这个问题的辩论。中国应当趁全球抗疫仍然处于高峰时，抓紧总结经验。如果能率先出一份比较实事求是的、证据丰富的白皮书，既可以向别国直接提供抗疫经验，也对争取疫情之后的国际话语权极为有利。   马国川：和“追责”相联系的，是关于病毒起源的各种“阴谋论”。在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甚至一度成为外交界的焦点话题。   相蓝欣：关于病毒源头问题，中国不必过于敏感，因为只有科学界说了算，任何其它的说法都没有公信力。无论阴谋论有多少，都没有国际公信力。在病毒哪里来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格外谨慎，大可不必以“战狼”姿态迎战。至于外交官，应该懂得在国际舞台如何与普通民众沟通，应该明白国际话语权不是靠“以谤止谤”能够争取到的，如果在推特上大打口水战，就有失职业水准了。   马国川：其实，外交官动辄使用强硬语言，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常态，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说明自己“爱国”。您如何看这种“战狼”式外交？   相蓝欣：中国的外交官多出身外语，所以有“北外是外交官的摇篮”这样的异象。翻译办洋务肯定要出问题的。即使在满清政府摇摇欲坠的阶段，也没有让”通事”主导总理衙门的决策。翻译的素质高低在于语言知识和即时反应，做大国外交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思想和走一步看三步的策略头脑。外交界的战狼文化纠正起来相对比较容易。真正难纠正的是对外宣传领域的“战狼文化”。 “战狼文化”的源头   马国川：自从1989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以来，中国的外交一直比较平和。据您观察，为什么会出现“战狼文化”，它起源自什么时候？   相蓝欣：主导战狼文化的基础是“中国模式优越论”。这个理论不是中国原创的，而是从国外的“洋战狼”那里抄袭而来，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英国新左派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此人在十年前出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是国人头脑自我膨胀的主要源头。那个时候中国尚处于“韬光养晦”阶段，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快于西方，国人的自信心开始膨胀。   马国川：雅克是自称学者的媒体人，国内许多人认为他懂中国，《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中文版也畅销一时。   相蓝欣：这本书还受到高层重视，但它的立论基本是错误的。他提出的“中国统治论”，其实也是抄袭他人的，是英美长期流行的“大国兴衰论”和“霸权更替说”的翻版。从表面上看，雅克的一些论调与最早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相似。比如，利玛窦赞赏明朝的治理方式及文明程度，称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但是，利玛窦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和解共存，他本人从登陆中国的那天起，就发奋学习汉语及中国传统。而雅克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传统谈不上了解，他立足善恶二元论，把中国作为与西方对立的样本突出出来。   马国川：雅克对中国、对中国模式的吹捧，都是建立在对西方体制的攻击之上的。   相蓝欣：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打造了一个以善恶、黑白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新理论。这种具有浓烈神学色彩的理论排斥任何与之不同的政治体制，并将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摧毁另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雅克的论述并未走出这个逻辑框架。中国传统不排斥其他文化传统和体制，而是强调因地制宜，“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并不是鼓吹文化分高下，更不是要“抑西扬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长期和平共存，宗教战争几乎闻所未闻。对于今天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来说，最需要树立的是有容乃大的国际形象。但是，国内的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分子从雅克的“中国统治论”中却看到了立身扬名的新途径。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战狼姿态抗击西方，以中国体制优越论“抑西扬中”，才能更好的捍卫国家利益。殊不知其思维方式既全然偏离现实轨道，也背离了中国传统。   马国川：雅克提出了一个“文明型国家说”，把当代主权国家分为所谓“文明型”和“民族国家型” 两种。他说，文明型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民族国家型的根本不同。   相蓝欣：“文明型国家说”是凭空臆造，在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雅克说，中国是惟一现存的文明型国家，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就应当享受文化上的特殊待遇。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想要截然区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都是两者的结合。而且该论调曲解了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固然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也不赞同任何文化高下论。近十年来，有关部门一直积极鼓励对外强硬的战狼文化，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战狼宣传家”。他们鼓吹的中国模式优越论的基础正是“文明型国家”的谬论。既然公开鼓吹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的国家，西方只能算民族国家。人类文明的繁荣，得益于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如果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文明”，那么从逻辑上讲，外邦就成了蛮夷，文明对话岂非画蛇添足？ 警惕“棒杀”，更要警惕“捧杀”   马国川：雅克还鼓吹“中国模式”，并试图给这一模式下定义。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模式”风行一时。   相蓝欣：这在方法论上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符合传统、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或“猫论”——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将中国人引入西式本体论思维。中国传统没有本体论，笛卡尔“这是什么”的本体论探究不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中国人的典型问题是“道在何方”，亦即下一步怎么做。而雅克以“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为诱饵，实际上是将有关中国的讨论引向西式本体论的死胡同。一旦中国人进入本体论思维，讨论“中国模式是什么”这样的命题，也就踏上了歧途。因为一旦“模式”被定义，就不可能不自我维护，并催生自我推销的冲动。   马国川：不容忽视的是，雅克的“理论”在中国受到了追捧，也被多家机构和大学奉为上宾。   相蓝欣：对国人来讲，雅克的“新意”在于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发出“中国统治”的声音，令国人快意一时，但这仍然是把东西方制度敌对起来的分析方法。雅克从极左派的角度出发，固化了“中国挑战世界秩序”的命题，后患无穷。西方对中国的棒杀是有传统的。即使在中国强大的今天，棒杀依然流行。美国新保守派一直没有放弃“中国威胁论”。相对而言，对中国的捧杀更难对付。棒杀并不可怕，因为它是放在台面上的，事实胜于雄辩。但捧杀不同，被捧的人容易忘乎所以，甚至产生幻觉。时下，中国有一些人热衷于“重新解读”中华文化，或者炮制所谓“中国模式”。这些都是玩弄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游戏，在中国竟然颇有市场，足见捧杀的威力。  …

转载自  周小宽    疫情中的你，还好吗？ 我还好，你呢？ 我也还好。 这就是沟通。 但是沟通还有另一个版本。那才是真正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版本。 我不好。你知道吗？ …… 我不开心，感觉度过这段时间很困难。 …… 我觉得好焦虑，觉得不安全。 …… 在这个版本中，每一个省略号的里面，都是某个人，未被满足的沟通的需求。 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快乐，但是表达负面情绪时，往往得不到那个最亲密的人的回应。这就是沟通背面的真相。                                <1> 在这次疫情期间，我们每天都宅在家里，有一段时间几乎跟他人之间所有的现实链接都被限定在家庭的范围里，这会让我们的关系之间出现一个可能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沟通的问题。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处在一个这样的情境里——既难以跟自己的孩子去谈心，也很难和自己的父母去谈心。于是在一个被限定的范围内，关于沟通、关于谈心的需求，就放在了另一半的身上。 当然平时我们也是对另一半有这样的沟通需求的，只是当你不能再出门找你的好朋友、同事以交谈的方式满足补充自己沟通需求的时候，放在另一半身上的这个“谈心的需求”，就会变得更为迫切。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其实最奢侈的事，是和你谈心》,评论区也很活跃，很多人留言说，这句话说到了他们的心里。 ——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解决烦恼的人，而是一个和他们一起谈论烦恼的人。在这个谈论当中，彼此之间能够倾听、理解、共情和接纳。 但之所以有这样一篇文章，也足以证明，正视自己沟通的需求，并且还能清晰的表达出来，“我需要和你谈论我的感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今天，我还想接着那篇文章，说出没讲完的另一个层面——表达之后会怎样？我们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沟通吗？不是的，我们还要去看到一个真实，那就是在亲密关系中， 即使我们一再地提出沟通的需求，它也并不一定会被满足。     <2>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境，是我的来访者告诉我的。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在公司里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所以在复工之后，她工作其实非常繁重，但又因为疫情的关系，两个孩子上网课写作业，这种课后辅导的重任都给到了家长，当然她也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这段时间以来，她奔波在母亲和职业女性这样两个角色之间，她说她感觉到非常的累。有好几天她回到家，真实的内心想法就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但是她知道她不可能真的这样，因为她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在咨询里，她告诉我，她想要的就是能够先生听她说一说内在的这些感受和想法，听她说说自己的疲倦和压力。 但，当她开口对她的先生诉说自己的这些烦恼， 我很累，我就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 她的先生说，你这样说让我也很烦，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跟我说这样的内容。   也许比吃闭门羹的那种隔离感还要让她难受的是，在先生的话语里，她不只是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倾听、理解、共情和接纳，她得到的是非常直接的推开。 先生表达的话语，翻译一下就是“我不想听”。 她说，“为什么我先生就不能够以一种可以理解和接纳的姿态和我沟通呢？其实我已经非常直接地平静地对他说了，我并不需要你帮我解决这些问题，我需要的只是你能够听我说说。”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的家庭场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景，即使我们对对方的需求只是你听我说说，但是仍然不能够被满足。   为什么“听我说说”会这么难？…

   作者：刘宁荣教授    来源：知识游牧者Knowmads   三个月前的1月23日武汉因新冠病毒宣布封城；三个月后的4月23日，全球260多万人确诊，超过18万人死亡。   在无数次的恐慌之后，没有比新冠病毒横扫全球所带来的震动更让我们意识到，一场时代的裂变终于来临。一场意想不到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正演变成令人忧虑的结局：伴随着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竟是世界格局的大裂变。   一个缺乏世界领袖的“战国”时代已经来临，全球化的浪潮不会就此终结但已退潮，重组世界新格局的角力已经展开，我们会否错失又一次机会？ 回答这一问题的难度，或许与追踪新冠病毒的进化不相伯仲。科学家依旧在努力地寻找这一病毒不断变异的过程、传播的路线、以及未来的走向。而全球政治的裂变、全球格局的演变、全球治理的重构、全球合作的模式，将会在这场疫情之后发生怎样根本性的转折？   对中国而言，这又是庚子年面临的一场潜在危机？为何中国在“武汉会战”的凯旋声中反而陷入事前没有预料到的困境？为何美国会成为新冠病毒蔓延的最大受害者？全球各国在抗疫的路上走来，一路踉踉跄跄，错过了抗疫的最佳机会，也可能错失更好地延续以往半个世纪全球发展的黄金岁月。   我们是如何一同“完美”地携手走进这样的险境？我们如何防范陷入深渊而无法自拔，却是这一刻必须思考和应对的难题！在全球格局发生大裂变的今时今日，哪些是确定性的因素，哪些是不确定的因素？   1）确定性：病毒源头之争不会成为政治裂变之火。   如果每天去跟踪媒体有关病毒起源的消息，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疯狂，我们以有限的知识去理解科学家有限的发现，并在网络世界中无谓地撕裂和争吵就尤其滑稽可笑了。人类必须发现病毒的源头，这会给我们全新的知识去挽救人类的未来，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与变异已经成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议题。 病毒到底是天然还是人造？包括内地和香港在内的中国科学家，相信蝙蝠是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穿山甲是潜在宿主。国际上也没有任何研究支持病毒是人工制造，多份权威研究肯定病毒是自然演化。英国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刊出来自8个国家的27名科学家的声明，认为新冠病毒源于野生动物，谴责新冠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著名的《自然》期刊3月刊登了美、澳、英等国专家的研究报告，也同样认定病毒“不可能是人工制造”。 病毒到底源出何处？香港大学传染病专家袁国勇认为病毒源自中国，与中国人滥食野生动物有关。他的这个观点和文章曾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剑桥大学学者和德国学者的研究，特别提及新冠病毒的原始版本毒株在美国和澳洲更为常见，让阴谋论者又找到了病毒源头来自美国的证据。但研究人员指出，分析病毒变异的路径有助追踪未被记录的病毒源头，但无法就病毒起源地给出明确的答案。 病毒是否事故性泄露？诺贝尔奖获得者、艾滋病毒的发现者、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座教授的蒙塔尼耶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泄露所致，实验室获得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美国情报部门透露两年前美国外交官到访该实验室，并发出了该实验室的安全存在隐患的警告。但他的这一说法立即受到他的法国同行的批驳，指责他的说法毫无根据。 到目前为止，寻找”零号病人”的努力都陷入了死胡同。而病毒的源头自然指向武汉，如果今天在全球进行一项民意测验，有多少人不认为这个病毒来自武汉？因此任何企图改变这个已经根深蒂固的认知的努力，如果不是徒劳无功，至少也是事倍功半。只有科学家证明了这个病毒源头并非来自武汉，中国意图改变这种认知的努力才有可能奏效。 即便最终科学证明了病毒源头就是武汉，但又有谁可以防止这个病毒源头和异变不会出现在你的国家、你的城市？就此而言，全球有良知的人都会清醒地认识到，哪怕病毒是因人为的事故引发，也没有理由就此对中国进行惩罚。   2）不确定性：隐瞒疫情会否成为裂变的点火器？   病毒的源头不是个问题，但中国有否隐瞒疫情则会引发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危机。由疫情引发的对中国的信任危机早已发生，这种不信任感有如病毒也在全球蔓延。对病毒源头有否刻意的隐瞒，对疫情的严重程度有否掩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甚至有可能成为引发世界格局大裂变的一个重要点火器。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需时做出科学的判断，失误在所难免，这与特意隐瞒有巨大差别。地方当局对疫情的掩盖是不争的事实，第三批专家抵达武汉之后，晚餐时一位副市长非常紧张，意识到无法掩盖人传人这样的事实。但中国在无数的失误之后，在迅速扭转疫情上的成绩有目共睹。   从美国沦陷成为全球病毒大流行的“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政府轻视且特意淡化疫情的严重性。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测验，有超过65%的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救灾不力。美国纽约时报4月18日的一篇报道，公开谴责推卸责任给中国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惯用的策略。在此之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早已详细报道了美国政府罔顾科学家的警告，毫无作为。   美国政府也隐瞒疫情，刻意淡化疫情。但美国主流媒体在最初的失职后迅速修正，深度报道美国政府在控制疫情上的失策。美国政府本身就不被信任，而众多的媒体会不停地穷追猛打，挖出事实真相，因此国际社会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信任度，反而不会受到影响。   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有批评声，也有肯定的声音。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并没有随美国政府起舞，反而指责西方浪费了中国给他们抢来的时间，甚至美国之音这样政府资助的对外宣传媒体，因肯定中国的抗疫招来特朗普的口诛笔伐。   这自然与中国的主流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媒体难以迅速全面客观地报道疫情，只突出疫情受到控制的正面信息，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由于中国媒体的“官方”生态，甚至影响到其它国家将中国自媒体上的一些胡言乱语视为官方立场，并导致外国政府提出抗议。而外交官亲自上阵更是凸显了中国在疫情与舆情上，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手段，最终的结果只能引发更大的反弹。   在中国艰难抗疫取得胜利后，为何对中国的抱怨声反而此起彼伏。早在3月15日，曾获颁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早期隐瞒的做法，加剧疫情蔓延。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也批评中国隐瞒疫情，令病毒在全球爆发。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批评中国官方公布的疫情数据，将其视为“惨痛的笑话”。印度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要为疫情爆发负责。除了美国民间，就是印度最早发起要求中国赔偿的法律行动 。 如果美国的政客是故意为之，是为疫情在美国的快速蔓延寻找代罪羔羊，但巴西、甚至对中国友好的伊朗政府都对中国做出隐瞒疫情的指控，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为何国际社会不接受中国的叙事方式。 中国的叙事在于突出政府领导有方，体制优越，正能量，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但国际主流的叙事则聚焦疫情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否隐瞒，有否失误，抗疫的战略是否及时、合适和得当。这两种叙事方式必然构成冲突。   国际社会呼吁增强透明度，彰显了这是各国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叙事必须正视真相，呈现事实，承认早期的失误，包括地方当局隐瞒疫情的事实，凸显以封城的极端手段和牺牲控制住了疫情，为国际社会争取到了抗疫的时间。这样的叙事方式就不至于让自己陷入病毒源头的口水战中，也不会陷入和其它国家争论何种抗疫方式更优的争论中。中国医疗队在意大利陷入天人之战，就是因为两国专家抗疫的理念不同，结果吃力不讨好，更何况中国自媒体上充斥着不了解他国不同抗疫策略，却自以为是的点评了。   中国的叙事方式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和认可，这是鸡鸭对话。只有中国的叙事方式提供了中国没有刻意隐瞒疫情的真相和事实，中国在抗疫中勇于承担的形象才有可能被认可，才有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实际上，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并宣布从1月28日起取消所有海外游。我和内地高管同学的南极之旅也因此被迫中断，我们出于安全考虑曾多次要求取消和延迟行程，不被接受，直到2月2日我准备上车前往机场时才收到来自荷兰的通知同意延迟。而美国是最早对中国人闭关的国家，并取消了来往中国的航班。连特朗普在玩出口术时也不得不说，失误只需道歉，瞒报则要追查。   所以，因疫情最早源于中国而要求中国赔偿，都是杞人忧天和耸人听闻。果真如此，这只会强化未来对疫情的隐瞒。除非中国迄今为止大规模隐瞒了疫情的源头、早已人传人的事实、疫情的严重程度，中国怎么可能因病毒首先在中国蔓延而受到惩罚？不幸的是，各国甚至对中国确诊病人的数目和死亡的人数都持怀疑，而武汉修正病发和死亡人数让类似的猜疑变得更为根深蒂固。   如果无法修补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度，改变对中国的质疑声，中国将会面对继续攀升的信任危机，并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的裂变中，即便不被边缘化，也会影响其“大国崛起”的形象。…